最近，我调研了中西部地区的一个“人口小县”。疫情期间这里常住人口是12万，目前常住人口8万左右，大部分集中于新老县城，总计约4万人。一些小的乡镇人口就更少了，有的只有1000人左右。

　　从总体趋势看，这个县城的人口还在不断减少，一方面，新增人口从2024年的900人左右下降到2025年的800人上下。另一方面，县城就业机会快速减少，部分青壮年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外流。

　　目前县城的就业机会主要衍生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消费。整个县城财政供养人员有9000人左右，包含在编在岗的5000人左右，退休的4000多人。近年来，地方政府也面临财政紧缩的情况，仅三公经费就砍掉了60%。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财政供养人员的可支配资源减少，消费能力自然也会下降，连带着相关行业的收益减少。最典型的就是餐饮业，目前大部分饭馆都处于不赚钱的状态，更新频率非常高。

　　除此之外，项目工程是县城的另一重要机会来源，而财政紧缩必然带来项目工程的减少。据从业者反映，2025年还有100多个项目挂网公开招标，今年就基本没有了，相关就业机会自然也减少了。原来一些主要靠项目工程为生的人都开始外出，甚至出国寻找新的机会。

　　地方产业发展方面，也没有什么起色，而且未来也很难看到有什么起色，导致就业机会增长空间有限。农业产业方面，养殖业在非洲猪瘟爆发后就不再成气候；旅游业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因为没有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同样毫无起色。运输业全县有1.4万辆车，涉及4万人左右，目前处于平稳状态，不过因为经济下行，就业机会和收入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唯一拿得出手的生物医药产业，目前有20多家企业，但是线家，一家是低附加值的医疗器械企业，另一家是主攻银屑病的药品企业，但因为本地并不具有区位优势或者资源禀赋，因此难以成气候，集群化发展空间有限。而且地方上依托税收优惠等政策来招商引资的空间也在被迅速压缩，产业发展缺乏后继之力，想要扭转就业形势的难度也很大。

　　另外，在上一轮教育城镇化推动下进城的群体，作为县城消费的另一主力，他们也面临着更大的现实压力。大部分家庭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孩子进城，年轻人外出务工支持在家的老人小孩。他们的家底都不厚实，原本的积累都投入到买房（用于求学或者婚嫁）、建房、买车等大件消费中了。大多数家庭从事的都是建筑行业，这两年房地产下行，他们的收入自然也是减少了的。两个老人中一个老人回家务农，通过养鸡鸭和种各种果蔬供养进城生活的几口人，以减少开支，这也成为一种常态。

　　资本对下沉市场的攻略，也是造成县域就业机会压缩不可忽视的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服装等快销品消费的线上化最具代表性。目前县城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在线上买衣服，一些主攻下沉市场的APP触达中老年人后，这部分人也开启了全面的线上消费，进一步压缩了县城零售群体的就业空间。我们在东部地区调研时，就遇到过不少小老板，他们因为在老家镇上服装店开不下去，转而开始跟着年轻一代到东部地区做电商。

　　除了服装店以外，超市和杂货铺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个镇上的超市老板告诉我们，毛巾只能进5元以下的货，因为现在来线下买东西的人，都是那些不怎么上网、年纪非常大的老人，他们日常生活很节省，消费能力也有限。

　　而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转移，也没有惠及该县。能够从数字技术发展中受益的县市区普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选择目前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外出务工，比如服装产业。而且这些县市区的外出务工群体大部分采取同乡同业的模式进入市场，利用产业工人的集聚而形成区位优势。

　　即使如此，县城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仍然是有限的。从在发达地区展开的调研来看，这类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产业集群，为了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快速联动，提升市场反映速度，其核心环节多会留在东部地区或者周边郊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环节和企业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县域人口持续流失，人口规模效应就需要新一轮的人口集中来支撑，而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的人口竞争。原本就没有人口规模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就业机会竞争和人口竞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且加快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当下，这种人口与产业竞争的格局和不断集中的趋势，是依靠区域地方政府，乃至更高层级地方政府也难以扭转的。而且各地政府面临财力和债务规模的现实约束，难以再利用财政资源投入来扭转这一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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